舵手（1）：香港海员大罢工
一、饱尝苦涩与艰辛的香港海员
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而且还 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万千的美丽国家。她东临大海，有蜿蜒绵长的海岸线， 南起广西的北仓河口，经 10 个省市，一直延伸到辽宁的鸭绿江口，总长 18000 多公里。在这长长的海岸线上，有许多天然良港，栖息在这里的勤劳勇敢的 中国人民，从古就开始了造船、航海活动，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许多 光辉的篇章。
在粤江口以东，与九龙隔海相望处，有一个名叫香港的美丽小岛，它的 面积约有 80 多平方公里，岛周边海岸线长约 40 多公里，但它港弯水深，四 季不冻，能容纳巨大的船只，是一个优良港口。
1840 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它们凭借船坚炮利，轰开了 中国的大门。1842 年，中国战败，并在英帝国主义的军舰上，签订了第一个 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不仅赔了款，还将香港让给英国使用。
1856 年，英国又伙同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1860 年，英国又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另一个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强占了九龙司（即现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嘴一带）。
1898 年，英国侵略者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地区及其周围岛屿 235 个，租借期为 99 年。 祖国的神圣领土香港地区，就这样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香港是亚、非、欧的交通要冲，远东的转运中心。当时，世界各国运入中国的货物以及从中国输出的货物，都必经香港，甚至当时中国沿海各省运 往广州的货物也要经香港转运。优越的地理位置给英帝国主义带来了大量的 财富。从 1843 年，英国商人在香港东边山开办第一个船坞时起，香港海运业 迅速发展起来。19 世纪 50 年代后，美、日、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准 了香港这块肥肉，纷纷插足，相继设立轮船公司。1845 年来香港的船只仅有20 万吨，1914 年出入香港的船只则达到 25 万艘，香港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大港。 英国侵略者自从强占香港后，就开始着意经营起来。它在香港设立总督，总督下设裁判司、华民政务司、警察司等，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殖民机构。通过这套机构，压迫剥削香港人民，掠夺香港人民的财富。以 1924 年为例， 香港政府的收入中（英资本家收入不计在内），仅鸦片一项就超过 500 万元。 因而，英殖民主义者们经常夸耀香港是“英国国王王冠上的一颗宝石”。但 是应该说这是一块红宝石，一块用中国人民血汗染成的红宝石！
随着香港海运业的发展，人口也在迅速增加。原来香港岛上的中国渔民 不足 4000 人，到 1921 年，即海员罢工前一年，已经激增到 52 万余人，其中 外国人只占 4％，而被剥削压迫的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受剥削最重、受压迫 最深的是以海员为主的香港工人阶级。1919 年，全中国海员总数为 15 万人，而其主要聚居地则是香港。 提及海员的生活，人们就会联想到大海，想到那无比壮观的蓝色海洋。
大海是美丽深沉的，但也是波涛汹涌，无情无义的。旧中国的海员，虽然常 年生活在大海的怀抱里，但却没有权利欣赏大海的美丽，只能饱尝大海的苦 涩与艰辛。他们在外国轮船上干的活主要有 3 种；一是舱底活，如烧火、加油等；二是柜面活，如水手、油漆等；三是船尾活，如侍仔等，这些都是船 上最脏最累的活。外国轮船公司还明文规定：船长、大副等职务，不准中国 人担任，中国海员和外国海员干同样的活，但工资却只有外国海员的十分之 一。
生活上的待遇也很不同。譬如住房，外国海员一、二人一间，而中国海 员必须是五、六人一间。中国海员住的多半是条件很坏的房子，不是在火舱附近，就是光线不足，空气不好。有的轮船根本就没有中国海员的住处，他 们因此只好睡在货堆上、通路两旁，甚至是煤炭堆上。
中国海员每天做工在 12 小时以上，经常达到 14 个小时，有时更多一些， 但所得工资却很少。1921 年一般海员的收入是二、三十元，而当时香港的物 价却十分昂贵。因为香港本岛的产品远不足以供应香港居民的消费，粮食、 肉类、水果、蔬菜以至纺织品都要从其它地方运入。当时，每人每月伙食费要 10 多元，房租也要 10 多元，再加上衣服、日常用品的需要，每月二、三 十元的收入，是连一个单身海员也难维持生计的，何谈养家口！可是，一 般的海员都有家属三、四人，他们全靠海员那微薄的收入过活，这便不能不 使海员及其家属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特别是海员要经常随船到外国去，每去一次要几个月，甚至二、三年才回来，这样就更无法照顾家庭了。因此， 经常发生海员卖妻卖女的惨剧。当时有人编了一首描写海员生活的顺口溜：洋船两尖尖，中间冒黑烟。 三天不开船， 没有香烟钱。
海员不但饱受帝国主义者和轮船公司老板的残酷剥削，而且还要忍受包工制的无情压榨。当时，外国轮船公司雇海员大多不是直接招募，而是委托 中国的包工头代办。香港的包工制一般有三种形式。一种称为“洗马沙馆”， 这种“馆口”由包工头设立，他们与轮船公司相勾结，包办介绍海员的工作， 凡想当海员的人必先贿赂工头数十元，当作“介绍费”，才能得到工作。上船工作后，每水（航次）还要扣除十几元钱报效工头，否则，工头随时可以 将你赶下船。第二种叫“君主馆”。是由私人与轮船公司相勾结成立的。凡 想由它介绍当海员的人，必须先缴纳入馆费数十元，取得候工资格，可在馆 里吃住。介绍海员上船没有什么先后顺序，完全由馆主自定。待海员上船后， 与他们实行薪水抽份。馆主抽份没有限定，想抽多少就抽多少。因为，当时 海员工作是拿不到现钱的，都是干几个月后，由工头和船主结帐，工头给多少就是多少，海员无法与他们争辩。
为了反抗以上两种馆口的剥削与压榨，海员们自己合股组成了“民主 馆”，又叫“兄弟馆”。自办宿舍，自找工作。这个馆口比较公平，减少了 包工头的勒索。但由于海员多数没文化，不能记帐目，不得不请个有文化的 管帐先生。天长日久，这种管帐先生便从中渔利，剥削海员，成为骑在海员 头上的吸血鬼——新工头。
据不完全统计，1921 至 1922 年，香港的“洗马沙馆”、“君主馆”和 “兄弟馆”约有 130 多个，其中以前两种数目最多、势力最大、剥削最重。这些馆口不是属于海员自己的组织，而是压迫海员的工具。海员们恨透了包 工头，但又敢怒不敢言，只有在没人的地方，痛打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工头， 但痛打后的结果是海员的失业。
海员不但要忍受沉重的经济剥削，还要忍受政治上的非人待遇、精神上 的歧视与凌辱，这使中国海员完全处于奴隶的地位，生活工作在人间地狱之 中。外国船上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高级船员，把中国船员叫做“猪仔”、 “蠢货”，看做“劣等民族”。船到美国，他们不准中国人上岸，他们的理 发馆拒绝给中国人理发，他们的公园不准中国人进去。在一些外国船上，连 饮水也是分等级的。高等的外国洋人喝自来水，而中国海员只能喝由黄埔江 直接注入船上的混水。有一次，一个老水手病了，想喝用自来水泡的茶，开 开胃口。另一个中国海员偷偷地跑到洋人厨房里打了一壶自来水，在走廊上 被洋大副发现。他一直追到舱头，不由分说，抡起手中的藤条便打，硬逼着 中国海员将那一壶自来水倒入大海。那时的中国海员连喝一口干净水的权利 都没有。
海员们的工作环境是很艰险的。船上什么劳动保护也没有，救生设备只 供高级船员使用，一旦遇到海事，中国海员只有听天由命。中国海员长年没有休假，至于生病工伤均无人理睬，轻者赶下船，重者没断气就扔进大海。 据老水手朱宝庭回忆：有一次，他们的船遇到风暴，桅杆被风刮断挂住，船身倾斜得很厉害，眼看就要翻船。正在这危急时刻，只见一个人勇敢地爬上 绳梯，攀上桅杆，摘下被挂住的帆篷，使船转危为安。这个中国人下来时，因风雨太大而失手，摔到甲板上昏了过去，但他并没有死。夜里，狠毒的洋 船主为了减少负担，竟将这个救了全船人性命，也救了洋船主本人和他的财产的中国人，偷偷地扔进大海。多么善良勇敢的中国海员！多么贪婪卑鄙的 洋船主！
中国海员在外国船上受尽了洋人的凌辱，在外国港口受尽了各种歧视。他们对帝国主义洋老板无比仇恨，对本国那个卖国求荣的媚外政府更是恨之 入骨。他们深切地体会到祖国的贫穷积弱，给他们带来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和 凌辱。封建包工头的残酷剥削，低下的社会地位，恶劣的工作条件，动荡的 生存环境，以及复杂的斗争经历，逐渐使中国海员磨炼出了独特的性格和勇 敢的精神。他们走遍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容易接受新事物，思想进步快。在欧美他们看到：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的 激化，民族矛盾的加深。在亚洲、非洲，既看到殖民地人民的贫穷落后，又 看到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不断斗争。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出时，中 国海员大为震动。尤其是那些到过苏联港口的海员，看到摆脱资产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俄国工人阶级扬眉吐气的情景时，又激动又羡慕，希望“中国也应 当这样干一下”。
他们勇敢、机智、坚韧性强。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大海，随时都有可 能发生意外，影响全船人的生存。当暴风袭来或海事发生时，人们没有丝毫缓冲的余地，更不允许犹豫怯懦，唯一需要的是勇敢、镇定、顽强不屈的战 斗精神，这样的工作环境，培育了海员们的勇敢与顽强。
他们豪放、爽朗，心胸开阔，大公无私，集体主义观念强。“存在决定 意识”，长期的海上生涯，把海员们陶冶得深沉豪放。船在凶险的海上航行， 要保证安全抵达彼岸，单靠一个或几个海员是不行的，它需要全体船员的共 同努力，需要真正的同舟共济。因此作为一名真正的海员，他必须时刻想着 集体，想着全船，船在，人在，船人不可分，这就养成了他们的集体主义观 念和高度的责任心。
他们遵守纪律，应变能力强，机智果断。任何一艘轮船若想达到预期的 目的港，必须得有统一的指挥。尤其是遇到危险时，无秩序的胡乱行动，都将导致船翻人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像军队一样重要。 他们最懂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海员常年在外，远离家乡、故土和亲人，再加上外国人的侮辱和歧视，使他们倍加思念乡亲。这种思乡之心和想亲之苦，凝聚成了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厚爱。 中国海员的生存境遇和所受到的政治压迫，形成了他们自己得天独厚的特点。他们就像一堆干柴，只要有火种播撒，积压在他们胸中的怒火就会燃 烧起来，并且将映红中国与世界；他们的斗争精神像不断积蓄的洪水，总有一天会冲垮大坝，咆啸着冲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
二、风雷激荡的世界
浩浩荡荡的世界革命潮流，不断激荡着中国的工人阶级，促使他们起来 斗争，这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另一重要原因。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7 日），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 克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停泊在喀琅施塔得港中的“阿芙乐尔”号 巡洋舰，炮轰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摧毁了沙俄政府及其代理人，宣告了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同于以前所有的一切革命，它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也不是以一个剥削集团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 削集团的统治，而是以没有剥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 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以前，整个世界是在资本主义统 治下；在这以后，世界上 1/6 的土地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像春天的惊雷震撼了整个世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纷纷效法俄国，行动起来。从此一个极其猛烈的革命高潮，在 欧、亚掀起。“成打的皇冠从皇帝头上落下来，没有人去拾。”正是这股席卷世界的革命风暴，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者的统治，制止了帝国主义之 间的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历史的时代。”
1917 年 11 月 13 日，芬兰工人群众在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同盟大罢工。 已经武装起来的工人，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赤卫队，占领了许多政府机关。 但由于芬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坚持妥协投降的立场，错过了夺取政权的时 机，因而终告失败。1918 年 1 月，芬兰工人又起来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 曾一度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人民全权委员会。
1918 年 11 月，德国也爆发了革命，工人和士兵举行起义，在许多城市 取得了胜利。柏林起义工人，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指导下，很快攻占了 警察局和国会，控制了全市，半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被推翻。但胜利果实却被 资产阶级窃取，他们回过头来极力镇压革命，工人、农民没有能够及时建立 起自己的政权。1919 年 4 月，德国工人又行动起来，他们组建自己的武装， 打败了反革命的军队，在巴伐利亚地方，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巴伐利亚苏 维埃。1918 年 1 月间，匈牙利的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匈牙利的工人举行了政治性的罢工，6 月，罢工工人与政府的军警，进行了流血的斗争。11月 21 日，匈牙利共产党成立，1919 年 3 月 21 日，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工人和 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并坚持了 4 个月之久。 意大利工人从 1919 年起，也接连不断地举行罢工，到 1920 年达到高潮。9 月 间 ， 许 多 城 市 里 的 武 装 工 人 ， 夺 取 了 工厂；农村中千百万农业工人和佃农，也起来和地主作公开的斗争，并占领 了整片的农业地区。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波澜壮阔， 不断冲击着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也陆续开始。
在日本，1918 年工人罢工次数达到 417 次，参加罢工的人数有 6.6 万多 人。
在朝鲜，1919 年 3 月 1 日，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三·一运动”。这一天， 朝鲜爱国志士孙秉熙等 33 人在汉城召集群众大会，宣读朝鲜独立宣言，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这一运动像燎原烈 火迅速燃遍朝鲜各城市，成为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开端。
另外，在印度、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越南、菲律宾等地都先后掀 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伟大的十月革命所掀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对中国工人也一样具有巨大的鼓舞和启蒙作用。当时，世界各国革命的消息，在中国报纸上天天都有登载， 中国工人兄弟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读报，但街谈巷议，茶馆论说，使他们 能够听到世界革命的涛声。特别是中国海员因常来往海外，最先感受到世界 各地的风潮，亲身经历革命浪潮的洗礼，促使他们起来和剥削压迫他们的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一群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求索中国的出路，在 向中国劳动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完成了自身从民主主义者到社会主 义者的转变。1917 年，陈独秀率先举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开始向封建迷信 的旧文化宣战，立刻在一潭死水般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万顷波涛，冲击着几 千年来统治着人们思想的封建锁链，一批中国的新青年诞生了。
1919 年 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中国作为 27 个战胜国之一也出席了和会。但帝国主义 无视中国的主权，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对这一丧权 辱国的条约，北洋政府却准备接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群情激愤。于是， 首先从北京的学生开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消息迅速传到天津、上海、武汉??全国各大城市，各地学生、知识分子、工人等纷纷投入 到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中。
从 5 月 4 日到 6 月 3 日，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罢课罢教斗争。 他们上街演讲，大声疾呼，“誓死收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但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镇压学生运动。从 6 月 3 日到 5 日，逮捕学生 近千人。这一倒行逆施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从 6 月 5 日开始，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坚强生力军的英勇气慨投入斗争。 先是上海，尔后是南京、武汉等 150 个城市，都掀起了声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政治性大罢工。反动的北洋政府迫于国内形势，未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 量 ，认识到了工农结合的必 要 。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 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1914 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 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向被帝国主义压抑摧残的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因之进一步壮大。中国产 业工人在 1913 年以前只有 60 多万人，到“五四”前夕，已达到 200 多万人。
中国的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优点外，还有自己的特殊优点。中 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但却很集中；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且这些压迫的残酷性，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因此，他们在斗 争中比别的任何阶级都更为坚决、彻底。
中国工人阶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断进行着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 争。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斗争日益激烈。据统计，从 1914 年到五四前 夕，工人罢工有 108 次之多，其规模、参加的人数和斗争的激烈程度，都大 大超过以前的罢工。形成了自发斗争的高涨时期。
虽然，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工人阶级仍处在自在阶级，还是做为 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断觉醒， 罢工运动的日益高涨，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趋向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 级。新兴的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进行斗争，这就为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而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当历史步入 1921 年 7 月时，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潮流，在风雷激荡的形势下诞生。从此，中国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 工人运动中去，并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全国的职工运动，有力地推 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0 年 4 月，香港机器工人因工资太低，难以维持生活，又因外国资本家以营业衰减为借口辞退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罢工的工人有 5000 余人，坚持斗争 25 天，取得了增加工资 32.5％的胜利。 上海杨树浦日本纱厂工人，因米价高涨，生活困苦，要求每人每月加工资一元，遭到资方拒绝。1920 年 6 月 26 日，第一、第二、第三 3 个日本纱厂的工人一致罢工，经过 13 天的斗争，资本家答应每月售给每人上等秈米 3 斗，不论市价如何，每斗取价 8 角，直到米价平稳为止。
1921 年 6 月 14 日，广州机工万余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 作时间。这次罢工是与粤汉、广九、广三 3 条铁路上的机工一致行动的，声势浩大。3 天后，铁路当局不得不同意增加工资 25％到 50％。
1921 年 10 月 24 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因反对监工欺侮工人，一齐罢工， 参加罢工工人有 1 万多人，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1921 年 3 月 1 日，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因反对车行增加车租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武汉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 行的，规模很大，参加者有 6000 余人，并举行了示威大游行。示威群众与巡捕发生了流血冲突，斗争十分激烈。示威游行震动了租界里的五国领事，他 们忙与商会和车行商量对付办法，结果不得已决定两星期内不加车租，释放被捕的工人，由此结束了这场坚持 7 天的罢工斗争。
这些罢工规模都比较大，是由党直接领导或受党的影响而进行的。在此 期间，全国各地罢工浪潮普遍高涨，大小罢工不下 90 余次。虽然其中有不少是自发性质的，但这些罢工彼此影响，互相推进，声势越来越壮大，势必一 同汇集到党所高举起的“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下面来。在国际无产阶级革 命高潮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迅速高涨起来的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推动 了香港海员起来和帝国主义、轮船老板作斗争。尤其是 1920 年 4 月香港机器 工人大罢工和 1921 年 6 月广州机工大罢工，对香港海员的影响更为直接。香港海员看到工厂的工人阶级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深受鼓舞。
三、香港海员工会
香港，是早期中国海员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殖民色彩最为 触目惊心的地方。
海面上，悬挂英、美、法、俄、德、日等国旗帜的轮船、军舰横冲直撞； 海岸上，蓝眼睛、高鼻子、大腹便便的洋行大亨、银行董事、公司经理，正在筹划着怎样把过剩的洋纱洋布、洋火等，倾销到中国市场，怎样把中国内 地的原料，农副产品大批大批地装上轮船运回国内。中国海员眼看着中国人民的财富，被殖民者源源不断地夺走，眼看着洋老板欺压剥削中国人民，心 中积满了深仇大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
1884 年，中法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9 月，法国侵略 者为了侵占中国，让香港修造船工人修理法轮“伽利桑尼尔号”。香港工人为抗议法国入侵中国，誓不修船。修造船工人的这一爱国义举，得到香港各 界工人的热烈支持。搬运工人、店员、车夫、船工、海员都参加了这次罢工斗争。法国老板用高薪诱骗中国海员上船做工，但中国海员没有一个应招。 为了打击侵略者，原来在法国轮船上的中国海员也都纷纷罢工离船。正如当 时报上报导的：“往来香港法公司轮船东洋号，其中司火华工现已不顾执役， 悉数走散。”当时，驻上海的法国领事李梅，正住在香港旅馆，旅馆工人拒绝为其提供服务，他搭船走时，海员也不接不送，令其寸步难行。这次罢工 声势很大，惊动了国内外。英国的一家报纸大叫：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严 重的一次暴动”。这次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1911 年 10 月 10 日，中国爆发了武昌起义，反清烈火迅速燃遍全国。统治中国 270 余年的满清王朝，被革命军推翻。从此结束了中国 2000 余年的封 建统治。消息传开，海员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剪掉辫子扔进大海， 并自发组织起来，捣毁封建王朝的基层政权。但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顶不住 封建军阀的强大压力，孙中山将总统让给袁世凯，从而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流产。海员们一度高涨的热情被葬送了。“难道这就是革命吗？”虽然革命没 给他们带来什么实惠，但却提高了他们的觉悟，锻炼了他们的斗争意志。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并没有灰心，他继续组织力量，发起讨袁运动。 由于他经常乘船外出，四处奔走革命，与海员的接触自然很多。他十分了解海员们的生活遭遇，感受到了他们渴望自由的迫切心情。于是，他开始向海 员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为自由而斗争。孙中山的话 使海员们深受启发。1913 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秘密召见了“满提高轮”上的西崽（服务生）陈炳生、赵植之等人，帮助他们建立了海员组织“联义社”。他们积极支持 革命党人的活动，帮助他们输运军火，另一个经常性的活动是演戏。募捐收集到的钱，一部分救济难友和家属，另一部分送给孙中山，支持国民革命。 联义社发展很快，旧金山、香港很多船上都有它的组织成员。联义社总社设在“满提高轮”上，而它的海外交通部则设在香港。联义社是国民党的外围 组织。苏兆征、林伟民都是社里的骨干分子。
1914 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准 备“再次革命”。孙中山接受了失败教训，严密组织纪律，慎重发展党员，重视在下层革命群众中发展革命党人。海员陈炳生被孙中山委为“满提高轮” 上联义社分部部长。陈炳生等又在“满提高轮”上成立了“海员公益社”。随着斗争的发展，“公益社”不断壮大，俄、日等国的轮船上也有了“公 益社”的组织。1918 年，为适应发展形势，总社从“满提高轮”上迁到香港，并向香港政府的华民政务司注册，要求备案，成立正式的公开组织。但香港 政府不同意用“公益社”的名称，后改为“慈善会”。会址设在香港干诺道。“慈善会”成立后，迅速扩大到各船，在各船上都建立了自己的支部。 他们在船上组织海员俱乐部，为海员们演戏，举办音乐会，活跃海员们的生活。船到港后，俱乐部还在陆上演出，捐钱，作为海员公共福利基金。但他 们的斗争仅限于经济方面，又都比较分散，往往是一艘船，一块地方地进行，所以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但它毕竟是海员们自己的组织，能够代表穷海员们说话。
包工制的剥削，广大海员难以忍受。1920 年，香港有 30 多家轮船公司， 大多数都实行包工制，只有英国的昌兴公司自行雇工。他们要海员互相“联保”，保证不私逃。如有逃跑者，联保人要被罚款。海员们宁愿互相“联保”， 也不要包工头的中间盘剥。但 1920 年冬，宝泰办馆的工头王德轩、谢诗屏与英国昌兴公司的老板勾结，要包揽该公司的雇工权。他们不管海员愿意与否， 一律要求该公司的中国海员加入宝泰馆，并且每月扣除二元作为入馆费用，海员们坚决不干。于是一场反对包工制的斗争拉开了帷幕。斗争首先从“满提高轮”开始，这条轮船上的海员最早组织海员团体，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一天，宝泰馆的王、谢两工头趾高气扬地来到“满提 高轮”上，对中国海员宣布：“公司要我们担保你们，你们走了一个，公司 要我出 500元钱。因此，你们必须加入宝泰馆，入馆每人每月交 2 元入馆费， 就保证你们的职业，否则不保障你们的职业。”海员们回答说：“我们不用你们保，我们自己保自己。”王得意地说：“你们公司已将雇工权交给我们 了，你们不入宝泰馆，就不能工作。愿意加入的站一边，不愿加入的另站一边。”结果没有人加入，王气得暴跳如雷，咆哮着说：“好吧！不加入不要 紧，明天你们都不要上船干活了”。第二天，他果然雇了一批新工人，把不 愿意入馆的200多名老海员全部开除。
被开除的人马上找到“慈善会”，要求代表他们与昌兴公司交涉。“慈 善会”派人与公司交涉，公司却以各种借口推诿责任。“慈善会”又帮助海 员找王、谢 2 人，但王德轩却说：“几块钱还算什么，这不过是手续费！” 海员们被激怒了。“慈善会”就写信给“日本皇后轮”，要求他们与自己联合斗争，共同抵制王、谢的包工剥削，得到了“日本皇后轮”上中国海员的 一致响应。不久，“日本皇后轮”回到香港，王德轩、谢诗屏果然又窜到船上，强迫海员加入宝泰馆，遭到大家的一致拒绝。这两个家伙又威胁说，如果不入 馆一律开除。一听被开除，海员们火暴三丈，一涌而上，将王、谢两个包工头痛打一顿。然后一个个回房收拾行李，准备下船，宣布罢工。
这时公司和馆口准备雇一批新人上船。这些新工人都是从怡和堂雇来 的。“慈善会”马上找到负责人翁娇，要他协助斗争，不要破坏。翁娇答应了“慈善会”的请求，没有把新工人派去。这样，老海员下船，新工人没上 来，急得船长找公司要人。最后，公司因怕自己受损失，不得不宣布：“‘日本皇后轮’是客轮，用新工人不当，为营业计，要求工人复工，包工制可以 不实行。”
“日本皇后轮”的斗争胜利了，但“满提高轮”的斗争却失败了，这使 他们深切地感到：“慈善会”远不能达到海员的要求。尤其是后来，当海员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包工制的斗争时，由于“慈善会”的软弱动摇，再加 上工贼出卖，没等斗争发动起来就夭折了。失败的教训使海员们意识到软弱的“慈善会”不是工人兄弟的可靠支柱，若想取得斗争胜利，就必须建立自 己的阶级组织——现代工会。
1920 年 11 月，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被推选为非常 大总统。广州成为全国最开明，最进步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广东、香港海员中的积极分子们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展活动，筹组工会。海员陈炳生、瞿汉奇、林伟民、苏兆征等人以“慈善 会”的名义联合各种馆口的工人海员，积极宣传建立海员工会的必要性，经过各方面的反复协商，决定成立正式的海员工会。孙中山也热情赞助，并将 工会命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总工会设在香港。因当时香港的英国总督正好是英国工党的施塔士。工党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为工人服务的，工党当然应该支持工人成立 工会。所以当海员向英国政府申请正式注册立案时，施塔士虽然借口香港没 有成立工会的先例，但在海员们的强烈呼吁下，还是将报告送往伦敦。经过 几个月的周折，伦敦批准了海员工会的成立。
1921 年 3 月 6 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海员的第一个工人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 大会选出了第一届海员工会领导人，陈炳生为总会会长，蔡文修为副会长，瞿汉奇为司理（主管财务），罗贵生为司库，林伟民、邝达生为交际，冯永垣为调查，共设七个委员。 海员工会成立后，立刻从替海员办事入手，树立自己的威望。在“那威洛也”号船上工作的 13 名中国海员的工资，被工头全部私吞。船到香港后， 海员便向工会报告。工会立即派人与船长交涉，开始，船长不承认，后来，在海员工会据理力争之下，同意补发这 13 名海员的工资。有一条往返于香港——广州的轮船叫“西安轮”。船上中国海员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待遇非 常微薄。尤其是船上的生火工，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每次睡觉都是东找西 找，随便挤个地方睡。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忍受买办的殴打与辱骂。不堪 忍受侮辱的海员们向海员工会诉苦。海员工会派人上船与买办交涉，竟被买办蛮横地轰下船。这激起了海员们的公愤，于是总工会马上决定，全船罢工， 以示抗议。这时，船上买办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便承认错误，请求海员复工。但海员却坚持要公司撤掉买办才上工。公司迫不得已撤掉了那个打骂海 员的买办。这些斗争，规模不大，在工会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显示了海员工会组织的力量，扩大了它的影响。许多中国海员，无论是中国船上的，还 是在外国船上工作的海员，都纷纷加入了“中华海员联合工业总会”。
20 世记 20 年代，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社会，物价不断上涨，海员 生活无法维持。他们迫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为了满足海员的呼声，反对轮船公司老板对海员的剥削与压迫，海员工会开始酝酿一场大的罢工风 暴。1921 年 5 月，海员工会讨论并通过了向船主提出增加工资要求的方案，并将这一决定通知海员，征求意见。6 月份，工会召集干事会和全体海员大 会，就有关增资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大家热烈拥护这一决定，并开始着手大罢工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了“海员加薪维持团”、“征求队”、“劝进 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等秘密机构，来促进罢工的实现与胜利。为使罢工能够坚持到底，工会还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准备安置罢工后 回广州的海员。关于罢工的经费，工会也派人募集，并和外埠海员联络，请 求他们声援。
一切准备工作就序后，海员工会于 1921 年 9 月，正式向轮船资本家们提 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一场令世人震惊的海员大罢工的风暴已经来临，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
四、苏兆征与林伟民
苏兆征与林伟民是这次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我国 工运史上杰出的领袖。1885 年，苏兆征出生于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唐家公社淇澳大队）一贫苦农家。他的童年时代是在艰苦劳作中渡过的。父辈们讲述的一些 反美斗争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仇视帝国主义的种子。贫困的家境使他迟迟没有上学机会。后在亲友的资助下，勉强上了三年私塾，他勤奋好学，打得一手好算盘。18 岁时，跟随同乡来到香港，经人介 绍，他到了一艘外国轮船上当“侍仔”（即杂役）。“侍仔”是船上最劳累、最下贱的工作，要侍候乘客和船上的高级职员，为他们倒水、端茶、送饭以 及擦地板等等。从清晨至深夜，一干就是十六、七个小时，还不时受到责骂与侮辱。所得了几块银元，还得被包工头克扣一些。辛酸困苦的海员生涯， 使他逐渐产生了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斗志。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经常奔走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因同是香山县人，苏兆征与孙中山的接触较多，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于 1908 年参 加了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满清的各种活动。他与其他海员一起，冒着生命 危险，为革命党人传递消息，运送武器，筹集经费。先后参加了在孙中山影 响下建立起来的“联义社”、“海员公益社”，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
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开后，苏兆征也和其他海员一 样为十月革命这一汹涌澎湃的潮流所激励。后来，他随船到过海参崴，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情景，并涉猎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学说，逐渐认 识了革命的意义，深信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人类解放。
1920 年，苏兆征正在一艘英国轮船上工作。有一天，船上的工头无理踢 伤了一名中国海员，苏兆征义愤填膺，发动船上的海员起来斗争。他激动地对大家说：“工头经常随意殴打凌辱我们的海员兄弟，我们若不团结起来反 抗，以后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来的。”海员们听后，异常激奋，在苏兆征的带领下，找船长交涉。船长见大伙众志成城，也很害怕，只好答应 赔偿医药费。但苏兆征认为这不仅仅是海员个人受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全 船人身安全的大事，便又联名写信给轮船公司，要求开除行凶打人的工头， 并要求答应今后不再有虐待海员的事情发生。同时，他还争取香港其他海员工人的支持，制造声势，给轮船公司施加压力。轮船公司老板看到风潮越闹 越大，终于被迫接受了海员们的要求。这是苏兆征第一次领导海员进行的斗 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提高了他在海员工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成长为海员 们的真正领袖。
1887 年，林伟民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今属珠海市三灶公 社鱼月大队），世代务农。他在童年时代，就随父劳动，帮补家庭不足，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品德。由于香山县靠近香港、澳门，是我国遭受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最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 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06 年，为减轻家庭负担，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跑到香港一艘外国轮 船上当“侍仔”，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员生涯。悲惨的生活现实，日渐激起了林伟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滋长了他的反抗情绪。
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正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因他介绍，林 伟民结识了自己的同乡苏兆征，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目标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彼此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辛亥革 23 命后，一些海员自恃对建立民国有“功”， 离船上岸谋取一官半职去了。但是，他与苏兆征非常鄙视这种行为，甚至当 新政府欲罗致他们，予以官职时，两人根本不屑一顾，而是专心致志当海员。 林伟民的这种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行为，以及乐于为大众谋利益的精神， 使他赢得了广大海员的信任与爱戴，与苏兆征一起，成长为海员罢工的实际 领袖。
1922 年 1 月 12 日，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时，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林伟民则是海员工会第一届委员，负责交际工作。 在苏兆征、林伟民的推动下，海员工会于 1921 年 9 月正式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增加工资。要求海员工资 10 元以下的加五成；10 元至 20 元的加 四成；20 元至 30 元的加 3 成；30 至 40 元的加 2 成；40 元以上者加 1 成。
第二、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
第三、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 这些条件向资本家提出后，他们置之不理。
同年 11 月，又一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他们仍然不予理睬。同时，他们给外国海员增加工资 50％，故意 不给中国海员增加工资。这种无视海员合理要求，骄横跋扈的态度，激起了海员们的义愤，他们决心以硬对硬，坚决斗争到底。1922 年 1 月 12 日，他 们第三次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限令他们 24 小时内予以答复，否则香港海员将一致罢工。
资本家对海员的最后通牒仍未予理睬。他们认为海员工会没有什么实 力，罢工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就在 12 日下午，在某轮船公司的“海康轮” 上，苏兆征第一个拉响了罢工的笛声。这艘船原准备开往汕头，现在停开。 接着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梧州等地的内河轮船，以及由外地开到香港的 英、美、法、日、荷等国的海轮，船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参加了罢工。最早 参加罢工的船有90 多艘 1500 余人。
海员们的一致行动，使香港政府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意料。当晚就派华 民政务司夏理德前往海员工会谈判，企图阻止罢工。他半威胁、半讽刺地说： “本港政府是不允许这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港政府，替你们 斟酌办理。你们搞罢工，难道就不怕饿肚皮吗？”在大风大浪中搏斗 20 多年的老海员苏兆征挺身而出，对夏理德说：“我们提要求已经 3 次了，每次都 通知你。你为什么不早出来说话？要复工，除非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饿不 饿肚皮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不必操心。”他的话，表达了海员们坚持斗争的 意志，维护了海员的人格与尊严，深得海员的赞同。在群众如雷的罢工口号声中，夏理德灰溜溜地逃走了。
为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颁布了《停工细则》： 罢工海员一律返回广州。食宿问题，由海员罢工广州总办事处负责解决。第二天，罢工的海员纷纷搭乘火车回到广州。其它轮船一开进香港，船上的中 国海员就实行罢工；有些轮船还没有到香港，海员们在半路上就罢工了；有些轮船吓得根本不敢开进香港。这种形势很快影响到新加坡、暹罗、上海等 口岸。据《新闻报》2 月 16 日报道：“此次香港船员罢工，凡用华人为船员之船，除某某一艘外，余皆在内，船上大小船员自领港至装炭之人，均停 工离船。”
罢工不到一个星期，罢工海员人数已达 6500 人之多。香港政府开始恐慌起来，感到制止海员罢工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采取了欺骗和压制的手段。1月 16 日宣布戒严，派出海陆军队，布满大街小巷，不准人们自由行动，并宣 布非有凭照，不得自由出入香港。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限制海员的活动， 阻止他们离开香港，因而不得不停止罢工。但有充分准备的海员，根本不理 会这些，相反，罢工的意志更加坚决。
为了麻痹工人，缓和罢工工人的情绪，香港政府以华民政务司的名义，于 1 月 17 日抛出了一个轮船老板已答应了罢工工人的增资要求，所有罢工人 员于 1 月 17 日中午回港复工的《通告》。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陈炳生，生性软弱，没有骨气，为香港政府的威胁与利诱所屈服。他没有征求罢工海员的同意，没有征求苏兆征、林伟 民的意见，就擅自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名义，发出复工通知，命令罢 工工人于 1 月 17 日回港复工。
苏兆征收到陈炳生的复工通知，颇感意外，立即派人调查。老板答应的条件与海员的要求相差太大，海员当然不能满意。弄清楚香港政府的骗局后，苏兆征、林伟民立即致电各报社，公开说明：“经同人等 严密调查，如知全非事实，显系二、三办事人所为。事非公决，势难承认。 同人态度已定，宗旨已决，加薪条件，一日未有保证之签字，则一日未便开 工。”苏兆征还致电夏理德郑重声明：“增加工资未签字之前，决不开工。”
正是由于苏兆征等人的坚决斗争，使罢工不但坚持下来，而且还日益扩大。 罢工怒火越烧越旺，罢工工人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使香港的粮食供应 日益困难。1 月 19 日，香港当局派出“金山”和“香山”号两艘轮船，由英 国水兵开到广州。他们上岸采购时，由于商人抵制，一无所获。海员罢工使 香港市内物价飞涨，仅几天的工夫，米价就从 1 角 3 分涨到 3 角 2 分。市内生活秩序大乱，洋人资本家、华人大老板叫苦连天。 为了摆脱困境，香港当局决定到上海等地招募新工人顶替罢工海员。香港宝泰公司发电，要上海包工头桂阿茂帮助在上海招募新工人，火速来港， 以救危机。对资本家的这一手，海员工会早已料到，他们在罢工同时，就向上海中共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工会发去电报，通知他们香港“海员全 体已罢工，请同乡切勿受雇，破坏团结”。香港海员又电请劳动组合书记部， 设法阻止新工人到港。为此，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李启汉与上海均安水手公 所的负责人为代表与桂阿茂交涉。李启汉当面警告桂阿茂说：“你敢破坏香港海员罢工，你就是工人的死敌。”但桂阿茂却一意孤行，不仅不听劝告， 还勾结法租界的巡捕房，派暗探将李启汉等人抓走。这时，均安水手公所负 责人一面与桂阿茂作斗争，一面设法营救李启汉。当他听说桂阿茂已经招募了 1000 多名新工人，准备赴港时，立即赶到码头劝阻。对新工人们说：“兄弟们，你们知道你们去哪里吗？那里去不得。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工人不会 来的，现在香港工人罢工，咱们也不要去。咱们工人都是一家人。工人不能 破坏工人的事。香港工人罢工也是为了咱们，加了工资大家都有份啊！”在 他的劝说下，有一半工人留下。船到汕头时，在汕头工会的劝说下，又有一 半留下，最后抵港的工人不足 300 人。这些人技术不熟练，航海中经常发生 事故，且薪水又高，使资本家也不敢再雇新工人了。香港政府阴谋破坏罢工 的企图又失败了。
海员在罢工中逐渐认识到，要想取得最后胜利还得团结更多的工人兄弟，同情并支持罢工。于是他们又与香港的运输工人、码头工人、运煤炭的 工人、仓库搬运工人联合，于 1 月 27 日，举行了同情罢工，使罢工总人数达到 3 万以上。其中海员 1 万多人，罢工的轮船 160 多艘。香港这个世界级的贸易大港濒于绝境。
2 月 1 日，香港政府决定镇压罢工。出动 50 多名武装警察，以“危及本 港治安与秩序”为由，宣布“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为“不法会社”，并立即予以查封。他们摘掉工会招牌，逮捕工会办事人员，抢走工会的家具，还用 大炮对准了海员工会。
香港当局的这一镇压政策，并没有使罢工海员们屈服，反而激起了香港 各业工人和各界人士对海员的同情。2 月中旬，香港各工会派出七个代表， 前来广州和苏兆征、林伟民商量决定，发动全港工人大罢工，以示支援。
香港政府看到硬的一手不能奏效，便又玩弄起“调停”的一套花样，指 使一些官员、老板和中国绅士出面“调停”。企图以此分化瓦解破坏罢工。 香港政府首先唆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 司向海员工会“调停”。见面后，中国的轮船资本家们对苏兆征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你们的罢工，我们是同情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中国轮船先复 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一律照办。”海员代表一听此话就知道他们是来破坏罢工的。因为，如果中国轮船先复工，势必打击整个罢 工的情绪，动摇海员们坚持斗争的意志。于是，苏兆征回答说：“我们同是 中国人，你们说的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罢工一开始便请你们帮忙，谁知你 们先前不理，对香港政府又无所表示，今日向我们要求这种特别办法，为罢工全部利益计，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商人应该帮助中国海员，一致逼迫香港 政府接受海员的条件，使罢工问题早早解决。这次罢工，香港政府不但不居中调停，反而采用高压手段，封闭我工会，逮捕我工人，29 野蛮之极。我们 只有坚持到底。”这一场“调停”因双方“话不投机”而告失败。
香港政府见“华工总会”调停失败，又利用东华医院，以街坊名义出面 “调停”。东华医院，名义上是医院，实际上是中国商绅集团，它是香港当局的御用组织，在香港很有势力。这些绅商们致电广州，要广州总办事处派 代表来商谈复工问题。
接到来电后，广州总办事处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派苏兆征等 4 人 赴港谈判，提出了恢复中华海员工业总会、送回牌子、释放工会人员、增加 工资 9 项条件。
谈判会上，苏兆征首先提出恢复工会，送回牌子的问题。绅商代表回答说：“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工会要改名，添多或减少几个字。工会招牌不 能送还。香港政府皇皇文告宣布查封，你们是知道的，这是政府的威信所在。
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来。工资是可以增加的，因各船情况不一，你们最后 是先上工，然后是从长计议，哪条船该加，哪条船该减，定出一个公平的办法来。”苏兆征毅然答复说“我们全体海员早就下了决心，若不恢复工会原 状，宁愿一起死在广州，也不回港复工。工会名称，一个字也不能改。工会牌子，必须送回。各船情况虽略有不同，但海员工资太低，无力维持生计， 是普遍现象。所以增加工资必须马上签字，不能待以后再议。”
见话不投机，商绅们又转移话题，说起妙语来：“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你要顾念现在香港粮尽食绝，岂不把几十万留居香港的中国同胞活活 饿死。”他们也“居然”关心起香港的中国同胞的死活来。海员代表苏兆征 答曰：“香港居民要断食，是实情。我们早已预计到的，而且早已挂念着的。 但是，我们挂念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也不挂念海员，老早就有几十万海员要饿死。我们这次罢工，苦得要命，你们为什么不说一句救济的话呢？” 海员代表最后声明：“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香港政府反把工会封闭，还逮捕工人，拘禁领袖，是何道理？你们为什么只替政府说 话？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你们若有本事，就叫政府把招牌还给我们，就有话可说，否则，我们即刻回广州去。”说完，起身便走。绅商们哑口无言， 知道无法再谈下去，便再三要求代表们一起去见华民政务司夏理德。
见到夏理德后，夏理德说：“因为你们恐吓他人罢工，故政府封闭工会， 现在不能把工会招牌还给你们。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名称要改。增加工资问题，你们是知道的，各船情形不一样，将来或增或减，我们派出代表来公 平评判。”这一席话，老调重谈，毫无诚意。
苏兆征义正词严地答到：“恐吓他人罢工，有何证据？强加给我们的莫 须有罪名，带着机关枪拆毁我们工会的招牌，抢去我们工会的财产，还说我们恐吓。中国海员罢工是多么文明；你看，香港自罢工后，秩序比以前好得多（意即市面萧条）。你们英国的罢工，还邀请我们中国海员参加。现在， 我们还没有邀请各国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呢。说到加工资，你们香港政府早就该主持公道，予以解决。我们三次向资方提出要求时，都通知了政府。可你 们却看不起中国海员，不予理睬，因此激成罢工。说到将来派出代表公正评判加资问题，那我们不上这个当。现在的问题很简单。第一送还工会招牌， 第二承认增加工资的条件，我们立即上工。”一席话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夏 理德无言以对。于是他便请出西人商会与海员代表谈判。
当晚，海员代表们抱着据理力争的决心与洋人资本家见面。上海银行、 渣甸洋行的几个大班说了一套与华民政务司相类似的话，什么工会恐吓他人罢工，什么先复工后谈增资问题，代表们都一一驳回。大班老板们又用找公 证人调查的手段来纠缠，海员代表们予以拒绝，坚持双方签订增加工资的条约，并坚持以恢复工会，归还招牌为先决条件。谈判又无结果而散。
最后，香港政府又唆使华商总工会的绅士罗旭初出面与海员代表谈话， 企图以行贿和金钱收买海员代表。他把代表们请到写字楼，动员代表先别回广州。然后说：“今天的事你们几个人帮助我一下就可解决。”海员代表说： “什么叫帮助，你们不来帮助我们，反叫我们帮助你！”海员代表们已经看出罗旭初的真正用意，听出了他的弦外之声，便大声说：“我们的一切行动， 取决于罢工工人。”说完，不顾罗的强留，甩袖而去。
在这几次谈判中，以苏兆征为首的海员代表，机智应付，不屈不挠，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斗争精神。
2 月 16 日，海员代表根本没理会请示港督的事，就撤回广州。正在这时， 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会长陈炳生因和妻子吵架，用手枪将老婆打死，触犯了刑法，被逮捕。罢工海员便一致推举苏兆征为代理会长，谈判代表一职由林伟 民继任。罢工仍然坚持进行，且规模越来越大。
五、“顶硬上，米俾人睇小”
这是一句在罢工工人中广为流传的广东话，意即坚持到底，别被他人看轻。
上万罢工海员陆续回到广州，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需要很多钱，苏兆征深感经费不足。此时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正准备把孙中山赶出广州。他知道 孙中山在海员中很有影响，便想利用这次罢工，控制海员工会，打击孙中山。 于是，他表示广东政府可以出一些钱，作为罢工经费，以解决罢工的食宿问 题。苏兆征看出了陈炯明的这着棋，用他的钱，不上他的当。
陈炯明拨的经费有限，罢工工人多，开支大，海员生活仍很艰苦。时值 严冬，许多人没有棉衣穿。为了渡过难关，苏兆征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钱， 全部捐献出来，和大家同甘共苦。
罢工海员生活虽然很艰苦，缺衣少食，没有鞋穿，双脚被冻得又红又肿， 但他们坚持罢工的意志却没有动摇。大家相互鼓励着：“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为了活跃生活，他们组织宣传队上街表演；还修球场，开展体 育活动；组织义务劳动，在观音山（越秀山）旁修筑了一条马路，并定名为 “海员罢工路”，以资纪念。后来这条马路路名被国民党取消。香港海员罢工后，全国各地工人都热情支持。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自始至终予以 关注 ， 捐 款 150 元 ， 并派李启汉专程到香港、广州慰问罢工工人，鼓励他们要团结一致，坚持斗争， 一定会取得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发动各地工人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 斗争。北方铁路工人、京汉、京奉、京缓、陇海、正太等铁路工人发起“香 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他们开大会、发电报、捐款支持海员斗争。京汉铁路的火车头上挂着“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到武汉。这在 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是破天荒的英勇行动。中共广东支部还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书，在斗争策略上予以正确指导。国外华侨捐款也不少。各国工会也 纷纷致电声援。广州的“俄华通讯社”每天向全世界报导海员罢工的消息。
香港海员为了给香港当局施加压力，还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来往船只， 禁止粮食运往香港。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农民的拥护。到后来连一叶菜、一粒米也运不进香港。香港就像患传染病一样，只要有中国海员的船，一到香港， 不用工会命令他们就自动离船上岸，参加罢工。所有中国海员的船均不在港逗留。真是大长海员工会的志气，大灭资本家的威风。 一月底运输业工人举行的同情罢工，使海员认识到，只有联合全港工人共同行动，才能致资本家于死地，取得最后胜利。因为，香港人民，特别是 工人，是同情海员憎恨香港政府的，他们深切体会到海员的困苦生活，要求增资是正当的，又亲眼目睹了香港政府蛮横无理的态度和种种阴谋，因而在 斗争中是站在海员一边的。
香港各行业工会开过联席会议，为了援助海员罢工，决定运输工人先行同情罢工，如果仍不能胜利，则一致举行同情总罢工。海员工会根据这一决 议，向香港各行业工会呼吁，争取全港性总同盟罢工。这一呼吁很快得到各行业工会的热烈响应。但罢工不能立刻开始，因香港一般习惯是月底发工资。 而当时已是 2 月中旬，不得不再等几天，拿到工资后再一齐罢工。为使同情总罢工能够顺利实现，各工会选派了 7 名代表到广州与海员工会筹备，并成 立了“全港同情罢工办事处”作为领导机关。
香港政府听说全港工人准备举行同情总罢工，就竭力破坏。它唆使机器工会（香港政府的御用机关），向工人宣传说：“海员罢工我们应该支援， 海员现在最需要的是经济援助，我们可以捐款，但不必急于罢工。”又说： “海员罢工势成骑虎，我们应帮它下背。我们可以组织‘全港工人调停海员 罢工会’来援助他们，这才是实际。”这明明是破坏罢工，反而说成是“援 助”。但这套歪理却也蒙骗了一些人，“调停会”居然成立了。
这时海员罢工处在生死紧要关头，如果“调停会”胜利了，那么同情总罢工就不能实现，海员罢工也会失败；如果粉碎了“调停会”的阴谋，实现 同情总罢工，海员罢工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紧要关头，海员工会决定把在广州筹备同情总罢工的 7 名代表派回 香港，去揭穿“调停会”的奸计。同时，海员工会召开大会，决议不接受任何人的调停，要香港工人千万不要组织调停机关，并发表宣言：“我们工人 若同情，就加入罢工，不能说什么‘调停’，‘调停’就是妥协。”到会群众情绪高昂，高喊“工人兄弟团结一致”，“打倒调停机关”。销毁了“调停 会 ” 的招牌与印信。从此一意准备罢工，毫不动摇了。 全市工人总罢工即将实现，香港政府在极度恐慌中，于 2 月 27 日宣布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的紧急戒严令，把中国各口岸所有的英国军舰调集 香港，禁止火车通行，出动大批军警巡查街巷，不准居民擅自离港。香港进入了战时状态。 但这并没有吓倒香港的工人们，他们仍按原计划准备实行同情总罢工。
3月 1 日，香港全体工人领过工钱之后，就一齐收拾行李，乘夜过海赶回广州， 实现了同情总罢工。据 2 月 28 日路透社报道：“欧人所用之华仆均已通知雇 主，定今晚赴广州，面包肆、仓肆所用制面包糕饼之工人，未先知明，今日 一律罢工。”羊城报同时报道：“昨早已罢工者有酒楼总工会、茶居工会、 酒宴总会、牛羊行工会、协进总工会、茶叶集成工会、工亲爱国烧腊行、鸡 鸭行七十余团体。”
到 3 月初，罢工人数已超过 10 万。罢工怒潮猛烈冲击着英帝国主义。香 港市内交通断绝，生产停顿，商店、饭店、旅店关门，市面冷清。平日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今日家务无人理，孩子无人管，车子无人开，一筹莫展， 狼狈不堪。为了活命，不得不放下平日的架子，排队买面包。香港顿时变成了死港，好像一双铁手一下握住了香港帝国主义的喉管。中国工人阶级表现 出了伟大的力量。
顽固的香港政府，还想以武力压服中国工人。因香港政府已发布轮船禁 运，火车停驶的命令，林伟民和苏兆征决定组织工人步行回广州。3 月 4 日 清晨，几千名罢工工人从九龙油麻地出发，准备步行回广州。他们不顾军警 阻拦，坚持前进。 当队伍行至沙田地方时，遭到大批军警拦阻，不能通过。军警们杀气腾腾地威胁工人，说他们的行动违背法律。工人被激怒，向军警 冲击，这批武装军警竟向工人开枪，当场打死 4 人，伤数百人，后又有重伤 致死 2 人，一手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沙田惨案”。屠杀并没有吓倒勇敢的工 人，不少人爬山涉水，回到了广州。
“沙田惨案”之后，海员们群情激奋，誓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总同盟罢工继续发展，香港很快变成臭港、死港。在走投无 路的情况下，香港政府不得不命令沙面的英国领事和华民政务司一同到广 州，要求广东政府出面调停，愿以工会的 9 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复工谈判。 海员工会看到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在 3 月 1 日召集大会，作出决议，并打电报向香港政府提出了 8 项条件，并委派林伟民等 4 位海员 代表与广东省府特派员一起赴港谈判。林伟民一行到达香港，受到了英国驻广州领事詹美逊及其副华民政务司活雅伦的迎接，香港政府对工会代表以礼相待，这是第一次。
很快，林伟民便与香港政府达成协议，成立了公断处。公断处由工会代 表、广东政府代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华民政务司、外轮船主代表及中国船主代表等人组成，负责解决罢工的有关问题。谈判在香港大会堂举行。谈判分两步走。第一步讨论、解决海员和轮船主的有关问题。第二步讨 论、解决工会与香港政府的有关问题。海员和轮船主的问题主要是增资和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与复职。经过协商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从 1922 年 1 月 1 日起，海员工资增加。
（二）订定一个日期，以便各船员一律回船，由离工之日起至回工之日 止，工资照新规定折半支给。各船东须同意回到其船的船员在其公司之船上供职。若双方同意，亦可安排在别船供职。如船员回船无职位，须在此期间 折半付工资，但期限一律不得超过 5 个半月。办理折半工资款项，另委派专 人管理。
（三）各船东允愿相助实行一个新的雇员办法，以便尽量减少一切关于 支付船员工资的弊病。
工会和香港当局的问题，主要是恢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和送回工会 牌子。关于恢复工会，林伟民表示，只要香港当局恢复工会原状，工会即发出复工令。送回牌子问题，夏理德也答应，但提出要由工会自己挂上。林伟 民坚持原则说：“工会的牌子是由你们摘走的，应该由你们送回挂上。”另 外，还要求香港政府释放工会人员，并对“沙田惨案”的死难者，每人抚恤1000 元。
经过 3 月 4 日、5 日的反复谈判，双方达成复工协议，并在上面签字。 至此，罢工斗争以海员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3 月 5 日下午，林伟民等 4 人以谈判代表的名义散发传单，说：“本会同人代表连日来在大会堂与中西船东磋商一切，本日已将各条件谈妥，双方 署名为据，凡我同仁，预备复工为盼。”
3 月 6 日，香港当局发表《特别公告》，宣布取消查封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命令。下午 3 点半钟，香港政府派人将招牌送回。数百名海员将工会打扫得干干净净，会所内外张灯结彩。海员们手举彩旗，迎候招牌归来。
香港政府委派全港教会地位最高的洋牧师会督，亲自将招牌挂回原处。当会 督恭恭敬敬地将招牌挂起时，数万名罢工海员及香港工人欣喜若狂，他们振臂高呼“工人万岁”、“海员工会万岁”，参加庆祝的人不下 10 万，将街道 挤得水泄不通。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全港，其欢腾热烈的气氛比过年还热闹。
3 月 7 日，香港工人和各界人民又以海员公会旗帜为前导，举行游行活动， 他们情绪高昂，扬眉吐气，表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没有的民族自豪精神。 连最看不起中国海员的英人，也翅起了称赞的大拇指。3 月 8 日，工会通知 海员正式复工。 至此，从 1 月 12 至 3 月 8 日，坚持斗争 56 天的香港海员大 罢工胜利地落下帷幕。
3 月 8 日，广州 10 万群众举行欢送海员复工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人们高呼“欢送海员复工”，“劳工神圣”、“工会万岁”的口号。彩旗、 鼓乐、爆竹、欢呼声汇成一片，加上天空中的几架飞机助兴，真是盛况空前。 几千名船员，满怀喜悦心情登上船头，挥手与广东人民告别。陆上，汽车沿长堤追送；水上，欢送的船只送了一程又一程，其情其景十分动人。后来香港海员工会还特意向广州人民发了慰问电，以致谢意。 海员们回到香港后，香港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高举“欢迎罢工工人回港复职”的旗帜，在车站码头迎接。归来复职的海员激动得热泪盈眶，和群众 一一握手致谢，共庆团结，共庆胜利。
六、胜利与教训
轰轰烈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当时国内外革命运动高涨，形势非常有利。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的影响，世界各地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在国内，不断觉醒的工人阶级，为求取自身的解放，不断发动罢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建职工运动领导机 关，出版各种劳动刊物，在全国各地开展对工人的教育和组织工作。
（二）从主观上讲，这次罢工组织严密，准备充分，各种措施和政策运 用正确、得当。当时，海员工会为领导罢工取得胜利，建立了一套机构。为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他们在广州设立总办事处，在香港、汕头等地设立分 办事处。总办事处下设总务科、财务科、粮管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待处等机关，使海员罢工队伍形成一支组织严密的队伍。海员公 会还派人四处联络、宣传，争取国内外广大工人兄弟的援助，至于罢工经费、回广州后的食宿、联络运输工人和全港工人举行同情总罢工，并警惕香港政 府和轮船公司老板的种种破坏行为等等，海员工会都在事前做好了周密计划，做到有备无患。正是因为准备充足，罢工开始后，能够有条不紊地坚持 下来。罢工时机的选择非常得当，当时正是年关快要到来的时候，广大工人和市民都想回家过春节。很容易取得广大工人的同情与支持。另外，由于轮船 公司的残酷剥削，工人们的生活难以维持，更谈不上过年。这就更容易激起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同时，按中国的习惯，过年的时候总是休假几天， 这也便于争取其他工人实行同情罢工。
（三）海员们团结一致坚决斗争，是胜利的根本原因。海员在罢工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他们不为威胁所吓倒，虽然生活艰 苦，但没有丝毫动摇。他们在阶级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打破帮口界限，始终团结一致，坚决与香港政府和船东作斗争。
（四）海员工会的领导也是正确的。以苏兆征、林伟民为首的香港海员工会把海员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并联合其他行业工人，与香港政府作斗争。 他们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坚决维护工人的利益，机智果断，不断揭穿敌人 的种种伎俩。特别是海员们采取封锁香港的政策，更使香港政府难以应付， 不得不向罢工海员低头。这种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及资本家斗争的精神，并不是偶然的。苏兆征、林伟民都是海员，对海员的苦难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和感 受；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决心组织海员工 会，把海员们组织起来与帝国主义的洋老板斗争。在斗争中，苏兆征和林伟 民还积极与国外人相联系。广州当时设有俄华通讯社，苏兆征每日必到该社，请记者们将罢工斗争的进展传布到全世界。他们还用海员工会名义致电 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请它将罢工消息传到欧洲，以争取世界工人 阶级的援助。
（五）外界的援助对海员也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斗 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轮船公司老板残酷剥削与压迫的正义行为。有国内外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同情与支持，这就大大鼓舞了海员们的斗争意志与决心。
这次海员罢工，按其性质来说是经济斗争，即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 遇而起。但其实质则远远不止于此，其真正反抗的是帝国主义。因为在中国， 当时的航运事业几乎全是外国资本经营，中国民族资本的远洋船一艘也没 有，内河船中外合资经营的也占 2/3。由此可见，香港海员的主要斗争对象 是帝国主义。它的胜利是我国工人阶级对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一次大胜 利，无论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还是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上，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它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显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 领导作用和英勇斗争的精神。在斗争中，他们最勇敢，最坚决，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并且团结一致，“如海员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 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二）这次罢工的胜利，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使之高涨。香港 海员罢工本是在全国高涨的工人运动推动下爆发的，它又转过来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全国不少地方的工人，效法海员的斗争精神，起来和帝国主义者、 军阀资本家作斗争。首先是上海海员于 1922 年 3 月下旬的罢工。原因是香港海员罢工斗争争得的增资条件，上海中国轮船公司不肯履行。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香港 海员工会帮助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接着 1922 年 4 月，上海日华纱厂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罢工，结果也取得胜利。 不久，广州盐业工人罢工、长辛店工人罢工、汉阳兵工厂罢工、安源煤矿罢工、开滦五大煤矿罢工等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次工运高潮。
（三）这次罢工锻炼与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领袖。在激烈的罢工斗争 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富有领导才能的领袖人物，如苏兆征与林伟民。由 于他们在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机智，密切联系群众，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 智慧与力量，群策群力，博得了广大海员的信赖与拥戴。他们在海员中的威信不断提高。罢工斗争的实践与锻炼，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全国海员的中心领 导者。
（四）在大罢工胜利的浩大声势下，当时的广东政府不得不把中国刑律 中关于罢工治罪的条文明令废除。
当时，中国的反动刑律第 16 章第 224 条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 同盟罢工者，首谋者处 4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300 元以下罚金，附从者处 30 日拘役或 30 元以下罚金。”在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后，广东政府被迫下令废除。 香港海员大罢工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狡猾的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 当工人复工后，立即露出狰狞的面目，公然撕毁他们与海员亲手签订的条约。 他们首先利用一般包工头组织了一个“航海公会”，以对付海员工会；而太 古洋行竟在 1923 年取消了增加的工资；条约明文规定的罢工与失业赔偿不下30 多万元，他们一文不付。工人争得的一切权利很快都被取消，介绍海员的 工作仍由包工头包办。这样一来，胜利的条约变成了不值一文的废纸。海员工会本当起而还击，但这时海员工会已分散无力，苏兆征、林伟民在罢工胜 利后就回到船上工作了，剩下的一些人如陈炳生之流，以为大功告成，骄傲自满，他们盘踞工会，盗用工款，变成工贼。因此，这样的工会在敌人进攻 面前，自然无力抵抗。帝国主义在外部进攻，工贼们从内部破坏，罢工胜利的果实很快就被敌人完全夺了回去。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一）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斗争必须坚决彻底，无论在罢工过程中， 还是在罢工胜利后。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会在任何时候对人民发动进攻。因此，仅有签字的条约是不够的，它不是胜利的结束， 仅仅是胜利的开始，只有团结一致，继续斗争，打败帝国主义的新进攻，才能保住那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二）工人阶级要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不断清除内部的叛徒、工 贼，不断纯洁自己的队伍，加强组织的战斗力。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海员罢工胜利后，帝国主义不履行协议，就是利用工人阶级的叛徒工贼把持 工会。这些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自然不会替工人说话，更谈不上维护工人的利益。它告诉人们：工会组织不健全、不纯洁，工人斗争的果实就不能巩固。
（三）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取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就必须在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坚决的斗争。 香港海员罢工虽然胜利了，但却没有巩固住。这除了帝国主义、轮船公司老板、包工头相互勾结向海员发动进攻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工贼内部破坏以外，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半年，在南方的力量还很薄弱，没有参与对海员罢工的直接领导。苏兆征、林伟民虽然很优秀，但还不是共产党员。 功成身退的思想，使他们忽视了对帝国主义新进攻的重视，导致了胜利果实 的丧失。香港海员罢工由于缺乏党的领导，所以在取得胜利后，一些工会领袖蜕化变质，工会变成了涣散无力的组织，失去了巩固胜利的能力，这一事 实告诉我们，中国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保住胜利果实的。当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离 不开党的领导，其他劳动人民的斗争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今天，我们正在从事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 义 国 家 ， 完 成 这 一 艰 巨 任 务的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的事业就会偏离方向，不会取得成功。
相关连接——苏兆征：从香港海员到中共政治局委员
（来源：《深圳特区报》）
他出生于珠海淇澳岛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只读过３年私塾，因为反抗当地的乡绅坐过一年多牢；
他在上世纪２０年代震惊中外的两次大罢工中扮演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只有４年多党龄却曾在中共八七会议和中共六大全票当选政治局委员；
邓中夏称他勤劳、守纪律，廉洁，谦逊，坚定，是“富于组织的天才”，中共六大前后，苏联的报纸形容他“到处都受到苏联人民的极为热烈的欢迎”；
他４４岁就英年早逝，弥留之际周恩来邓小平就在榻前，邓颖超亲手记录他的遗嘱－－
他就是苏兆征，一个出身底层、以坚毅勇敢和厚重自持赢得工人广泛拥戴的工运领袖。
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５日，农历新年刚过，上海一个冬日未尽的寒冷日子，此前咬着牙主持开完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会议的苏兆征，因为常年的积劳成疾，旧病发作，生命将逝。弥留之际，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闻讯赶来探望，已神志不清的苏兆征用微弱的低语留下最后的声音：“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同心合力，使革命最后成功。”
时年４４岁的苏兆征，如流星般划过中国革命历史的夜空。
白石街上萌发爱国情怀
珠海淇澳岛白石街后面一条窄巷道里，一座只有６０多平方米、有着两间小房土木结构的小平房，是苏兆征出生的地方。逾百年历史的旧瓦房土院墙，已有倾颓的迹象，与紧邻一座崭新的青砖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珠海博物馆研究员李世源告诉记者，新建筑是征地重建的苏兆征纪念馆，今年“七一”建党９０周年之际将对外开放。“历史环境中隐含着历史的真相。”对中共党史倾注颇多心血的李世源，这样诠释苏兆征与出生地淇澳岛之间的历史渊源：淇澳岛隶属产生过孙中山等一批著名人物的香山，与当时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甚广的澳门隔海相望，过往的历史烟云，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与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工运领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苏兆征年少时几乎天天走过的白石街，是淇澳岛人的骄傲。１８３３年，淇澳岛村民利用祖传的铜铁炮和其他土制武器，击败欲强行登岛却因为退潮而陷在滩涂中的英美商船。“番鬼佬”被迫赔偿白银３０００两，村民用这笔钱维修了祠堂、天后宫和近２公里长的白石街。至今，白石街的牌楼前尚立着多门久经风雨锈蚀的土炮，见证了当年淇澳人的威武不屈。
在大榕树下听着长辈们讲述白石街故事的苏兆征，９岁时因生活所迫，被送到地主家放牛。１０岁起，幸得外祖母的资助读了３年的私塾，这个家中的长子异常珍惜，学习分外用功，珠算尤其学得好，据说这是后来他参加革命时屡次掌管财政的起因。
“私塾老师王步千是位爱国忧民、思想开明、性格刚正的知识分子，他所传授的新知识，对苏兆征起着启蒙的作用。”李世源这样总结苏兆征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海员生涯，参与民主革命
１９０３年，苏兆征１８岁那年，到香港谋生，在一艘往来香港至南洋的“乐生”号轮船上开始其海员生涯，先后在多艘英美轮船上做最下层的“侍仔”，每月所得仅十几银元，包工头还要从中克扣，人格上更是经常受到侮辱。所见所闻让他感受到国家积弱受人欺凌的残酷现实。
海员生涯，也让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增长了见识。广东省总工会工运方面研究专家欧阳平认为，当年的海员是中国一批最早觉悟的产业工人，他们吃尽苦头但眼界开阔。
当其时，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策划反清起义的孙中山经常乘船奔波于国内外和港澳之间，苏兆征与这位同乡有不少接触。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海员们先后成立多个团体，争取利益的同时也支持革命活动，苏兆征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在海员中宣传团结起来的思想，不少人因此认识了他。１９０８年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转为国民党党员，因多次协助革命党人传递情报、运送军火和接应同志，被称为“广东方面的积极分子”。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苏兆征与邓中夏、李森、林伟民等中共的出色领导人并肩战斗，互相关心照顾，真诚相处，从他们身上汲取的精神营养，也是他成长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功领导海员开展反暴虐斗争
受进步思想影响的苏兆征，经常团结海员们起来反抗压迫，多次因与包工头冲突而被解雇。
１９１４年，在失业的那段时间，苏兆征回村和青年农民及私塾王步千老师一道，组织起了一个阅报社和一个自治会，他在村中公开演讲，宣传进步思想，并带头移风易俗，反抗地主乡绅。地主乡绅找人诱之以利被拒，后串通官府进行迫害，苏兆征和王步千等被投入牢中。
这是一次惨痛的经历：王老师病死狱中，一起带头反抗的５名青年农民也惨遭杀害，而苏兆征一年多后才被放出来。在被迫离开家乡前，他跑到村外江树山脚的“义士墓”前，洒泪掷碎一个青花碗，发誓报仇。
受压迫的经历更坚定了苏兆征反抗压迫的决心。
１９２０年，再次当海员的苏兆征，看到船上的一童工遭包工头殴打至重伤，便发动船员“团结起来”斗争，和船员们堵住船长室的门，要求严惩打人者。船长假意答应赔偿，苏兆征知是缓兵之计，就召集船员开会讲道理，号召大家继续斗争。他们签名上书船公司老板，同时发信联络其他船上的中国海员。船老板威胁继续闹事就开除，苏兆征则一边酝酿罢工，一边向失业海员发出配合行动的呼吁。这一次的斗争以资方妥协而告终。
苏兆征的传记作者卢权、禤倩红认为：这是苏兆征初经风暴，第一次领导海员进行反暴虐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他在领导斗争过程中表现出的才能与胆略，赢得海员们的称赞与拥戴。
组织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
１９２１年２月，中国最早的现代产业工会组织之一“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总会”在香港成立，苏兆征是重要的骨干。海员工会成立后，便向轮船公司提出改良生活条件的要求，结果一连提出三次都被拒，便在最后通牒后发起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罢工开始后，工人们相继返回广州，在穗成立正式领导机构海员罢工总办事处，苏兆征被推举为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主持处理罢工相关事务、财务支出、生活安排、对外交涉等一应事务。在与资方的多次谈判中，苏兆征经常站在前面，“说话亦以他为最多”。
一次港英当局和资方指使香港名流罗旭初，将苏兆征等人请到他的写字楼。罗表示：“一切都包在你们身上，只要你们说一句话，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好处的。”苏兆征一口回绝：“关于罢工的问题，由全体罢工工人共同决定，怎能只取决于我们几个人呢！”说完，他带着大家头也不回地离去。
历时５６天的大罢工以海员的胜利而结束，但海员工会的领导人翟汉奇私吞费用与资本家妥协，海员们又把已回到船上的苏兆征请回来主事，他取得了海员工会的实际领导权。
卢权、禤倩红认为：苏兆征与林伟民等人是这次罢工斗争的实际领导人，在整个罢工过程中，起到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通过这次斗争实践，苏兆征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１９２４年后，周恩来、陈延年等相继来广东开展工作，海员工会的一些演讲活动，也会请共产党人来演讲，苏兆征在那时就表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５年初，苏兆征代表香港工人前往北京参加国民大会，经李大钊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省港大罢工的实际领导人
１９２５年５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组织省港工人大罢工。苏兆征被秘密派到香港做工作，很快就在当时门派林立、尚有很多行会色彩的工会中取得支持，而他在下层海员及工人中的威望，也是罢工能顺利发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年６月１９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作为罢工斗争的领导核心，中共在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党团组织，邓中夏担任书记，苏兆征、林伟民、李森等人为党团成员。苏兆征一方面延续和完善了在香港大罢工时的做法，比如工人代表大会是最高议事机构，按照不同行业选出５０个代表，所有大事都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民主议事；另一方面亲自领导成立了一支两三千人的武装纠察队，担负封锁港口、截留粮食、查缉私货、维持秩序等任务。罢委会、罢代会、武装纠察，被工运研究专家们称为创举，为大罢工的成功奠定了组织基础。
苏兆征缺席被推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任劳任怨，克己勤勉，罢工开始的两三个月，从早上６点到半夜１２点几无片刻闲暇，而党团必到１２点之后才能开会，往往开到两三点甚至到天亮。事必躬亲的他，每每人都散了，还在灯下办公。他还要与政府、与各社团接头，要参加各种会议，并在《工人之路特号》上不断发表文章……苏兆征以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赢得了工人的信任。
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零４个月，其间约有七千罢工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发、陈郁等不少由苏兆征发展入党的人，后来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艰苦斗争中积劳成疾
省港大罢工前后，苏兆征的领导才能得到充分展现。１９２５年５月由中共中央主导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前，苏兆征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确保了大会的顺利召开；１９２７年４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苏兆征，代表中共出任已经北迁武汉的国民政府劳工部长； “八七”会议上，苏兆征与瞿秋白、李维汉三人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当年年底，广州起义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中，身在武汉的苏兆征缺席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
一个个重担挑在肩上，原本体魄强健的苏兆征终于病倒了。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结束后不久，苏兆征患了阑尾炎。组织安排他在苏联疗养，但在这次大会上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的他，却坚持过着一直以来省吃俭用的日子，抓紧时间撰写关于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文章。次年２月，他坚决要求回国，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化名黄先生，早出晚归继续革命工作。春节后没几天，看似一个小病的阑尾炎因为耽误治疗而再次发作，并且最终夺去了苏兆征年仅４４岁的生命。
在珠海香洲海霞广场，矗立着一座苏兆征塑像，他面朝大海，举起右手，仿佛在发表着激动人心的演讲。这座塑像是１９８５年１１月苏兆征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珠海市建造的，一座城市、一群群人倾听着他的声音。
专家点评：为工人群众尽忠服务
——访中山大学教授禤倩红
长期研究苏兆征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禤倩红，对苏兆征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印象深刻。禤教授说，在省港罢工过程中，苏兆征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罢工期间，在局势十分严酷复杂的情况下，贫苦海员出身、与广大工人有着密切联系和深厚感情的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深深懂得，只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才有可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地把这场反帝罢工斗争坚持到底。而要保证广大罢工工人能够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又有赖于充分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同时又要十分重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切实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及时妥善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仇敌忾地坚持反帝罢工斗争。
苏兆征十分重视罢工工人日常的伙食问题，还在天气相当炎热的时候，便及时与李森等商量，准备好御寒用的衣服被盖等物。罢工酝酿期间，苏兆征与李森、林伟民等一起努力，并得到了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等人的大力支持，征用了一批赌馆、祠堂、空屋等作为罢工工人宿舍。罢工期间，苏兆征等还决定成立一间罢工工人医院，并开办罢工工人宣传学校、劳动学院、工人补习学校、罢工工人子弟学校多间。
禤倩红认为，苏兆征这样以心换心为工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而赢得了广大罢工工人和各方面人士的衷心敬仰和信赖。
一位当年曾与苏兆征一道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工人深情回忆说：“苏兆征把全部精神和工作都融化在工人群众中，和一般工人群众共同呼吸，共同斗争”，“他对于工人阶级的心声是那样熟悉，对于工人阶级的立场那么坚定”，“在工人群众的集会上，他的每一句话都为工人所倾心乐意地接受，并在内心里鼓舞起斗争的热情”，“为工友们谋福利，为工人群众尽忠服务，成为兆征同志工作活动的最大特色与目的”。
史海钩沉 子女被送往莫斯科
“我妻子和小孩子可送莫斯科，请与团体商量。”１９２９年苏兆征去世时有这样一个交待。这是现今能够找到为数极少、体现这个坚强不屈革命领导人儿女情长一面的记载。
苏兆征有两个孩子，女儿苏丽娃生于１９２０年，次年９月，儿子苏河清在香港出生。
据苏河清回忆，当时苏兆征常在香港的码头上为工人们读报纸，宣传俄国革命和世界工运。每逢这时，年幼的河清便牵着大狗阿金站在远处放哨，一旦发现“摩罗萨”(即港英当局雇佣的印度警察)就把阿金放开，让它跑去报信。
１９２７年在上海时，周恩来、李立三等常常在苏家开会。每当此时，苏河清和妹妹就会骑着小童车，在弄堂口放哨，一有情况就敲响随身带着的铁盘，通知大人们赶快采取行动。
据苏丽娃回忆，他们一家到了上海后，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苏兆征装扮成商人，搬进一个二层洋楼，二楼实际也成为我党在上海一个秘密接头地点。“爸爸这期间工作非常繁忙，经常化装外出工作，深夜才返来，有时也把我和弟弟带去，作为掩护。”她回忆父亲生病回国后的情景：“爸爸回到家里，适逢农历新年，带着我和弟弟，到街上买了新衣服，一家团聚很高兴。但过了五六天，爸爸突然病倒了。妈妈无所依靠，又不懂上海话，只好将爸爸送到附近一间小医院，但已抢救无效。”
苏兆征病逝后，根据其遗嘱，苏兆征的夫人钟荣胜带着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到莫斯科。苏丽娃回到北京后，在部队工作，１９５２年转业后，在贸促会当俄文翻译。苏河清在莫斯科学电影摄影，回国后，一直当新闻电影摄影师。
旁边故事 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在采访中，珠海博物馆研究员李世源告诉记者，苏兆征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１９２９年３月４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第九号通告，向各级工会告知苏兆征的死讯，同时发出募捐呼吁。通告称“苏委员长死了，他身后极为萧条，寡妻幼子，无以教养，本总工会，为抚恤孤寡起见，特令各级工会，在工人群众中，为苏委员长家属实行募捐。——集腋成裘，以能救济他家属暂时穷困于万一。”
苏兆征的革命生涯中多次身兼财政部门要职，经手的财产数以百万计，但他一直过着极为俭朴甚至可说清贫的生活。在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海员工会的经费由他掌管，他每月必开会报告账目一次，收据一总拿来听任到会者查阅，并将账目在会刊上按月登载。在省港罢工时，两日向大会报告账目一次，以发行账目专刊，送各工会审阅。邓中夏曾说过，省港罢工委员会每日出进动辄数万元，有时甚至数十万元，“若不如此，何以能招大信。”
省港大罢工期间，苏兆征当时身兼财委会的委员长，但他们一家的生活待遇与普通工人一样，住在广州榨粉街一间小屋子里。因为生活拮据，妻子钟荣胜每隔一段时间就返回家乡淇澳村带回一些咸鱼杂粮帮补家用。１９２７年，苏兆征在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家人疏于照顾。女儿苏丽娃回忆说，“母亲在香港油麻地打一些零工来维持一家人生活”。
苏兆征的传记作者卢权认为，“父母亲勤俭刻苦和诚实忠厚的品德，对苏兆征有很大影响，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劳节俭、诚实刚毅的性格”。
